周其仁：人民幣以何為錨_跨考網

　　如果政府、企業(yè)以及居民家庭，一律拿真金白銀在市場上購匯，那么人民幣匯率穩(wěn)定的目標，并不難實現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央行不再以基礎貨幣大手購匯，那么，維系人民幣幣值穩(wěn)定與匯率穩(wěn)定的兩難局面，也就從此結束。余下的問題是，人民幣要如何約束自己的供給量，才能維系幣值穩(wěn)定?人民幣究竟以何為“錨”，才能最大限度維系貨幣購買力的“含金量”?

　　貨幣好歹總有一個錨?！傲紟拧本筒挥谜f了，金本位制下的貨幣，受到貴金屬儲藏、勘探和冶煉的硬約束，貨幣供應量被“錨”得個嚴嚴實實的，不可能“自由增長”。貨幣史家稱贊“黃金是最誠實的貨幣”，就是因為其錨可靠，大風大浪也不能將之掀翻。“劣幣”是不是就完全無錨呢?也不盡然。魏瑪時代的馬克和蔣委員長治下的金圓券，當是近代最劣的兩只貨幣。那樣胡來的貨幣，為什么沒有印得更多、發(fā)得更爛?是印刷速度跟不上嗎?如是，“印刷速度”就構成這些劣幣之錨。

　　其實，貨幣是因為大家都接受才成其為貨幣的。天下持幣人沒有那樣蠢笨，會沒完沒了地接受越變越劣的貨幣。劣幣跑出來了，打個折扣標上劣價繼續(xù)用，這種事情是有的。畢竟兩害相權取其輕，完全廢掉一種流行的貨幣，對交易的損害太大。但人們總不會放棄尋找替代之物，來抗衡劣幣化的趨勢。這是說，持幣人的接受意愿是約束貨幣的最后底線。在這個意義上，至少從長期看，天下沒有完全無錨的貨幣。

　　真正的困難，是怎樣選一個可保幣值較少貶損的貨幣之錨。畢竟，從響當當的真金白銀到被持幣人棄之如敝帚的最劣幣之間，還有不小的空間。自金本位制以降，多數貨幣呈兩極化的命運：或被劣幣化趨勢所席卷，連同其顯赫一時的發(fā)行者一起被請出歷史舞臺;或成為對抗劣幣化的贏家，在熙熙攘攘的市場流通之中歷久彌新。這樣看，選錨的高下決定貨幣的命運。

　　但是選錨的困難，不僅僅是技術性的。貴金屬貨幣本來沒有選錨的問題，因為貴金屬的開采、冶煉和鑄造，天然約束著貨幣供給量的增加?；蛘哒f，貴金屬貨幣之錨，就是它們自己。但是，貨幣史還是顯示，“選擇”無處不在。比如給定礦產儲藏，究竟哪一種金屬當上了貨幣，就是選的結果。已選定金銀為貨幣，要不要耗費——以及耗費多少——資源來勘探、開采或干脆掠奪更多現成的金銀呢?也要權衡利弊、做出決定。更普遍的是，怎樣決定鑄幣的成色?畢竟，通過減少鑄幣的貴金屬含量來為君主入不敷出的開銷“融資”，早在羅馬時代就有過記載。

　　甚至貴金屬貨幣的存廢，也是選的結果。至少在中國的貨幣史上，紙幣早就起起落落好多回——其實也是金銀貨幣被廢了好多回。掩卷而思，人類并不總是為了尋找更錨得住的貨幣才發(fā)明紙幣的吧?那是“逆向淘汰”的結果，貴金屬貨幣遭廢黜，可能恰恰是因為其錨太牢靠!

　　法定紙幣的興起，使貨幣錨的問題變得空前嚴重起來。講起來，中國發(fā)明的造紙和印刷技術對此有大貢獻——印錢的成本如此之低、貨幣的潛在供應量如此之大，究竟怎樣加以約束，才能保證經濟既享受貨幣提供價值標準、交易媒介和儲藏手段之利，又免受嚴重的通脹、通縮和預期紊亂之害呢?

　　這就是誕生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“問題背景”，也是現代“貨幣政策”越鬧越復雜、“貨幣政策工具”令人越來越眼花繚亂的原因。以中國為例，《人民銀行法》清楚地規(guī)定了貨幣政策的目標，即“保持貨幣幣值的穩(wěn)定，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”。但是究竟要如何操作，才能切實做到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穩(wěn)定呢?

　　這就是為法定紙幣選錨的問題了。第一可選之路，是實物錨。這就是選一種或幾種本身市價不易變動的商品，充當約束人民幣供應量的基準。比如選上黃金白銀，那就要以央行儲備的黃金白銀為準，只有在增加儲備的前提下，才能相應增加人民幣的供應量。如是，人民幣就被央行儲備的黃金白銀“錨”住了，人民幣的幣值就相當于真金白銀的購買力，因此不會輕易“變毛”。當然，也可選其他商品，如石油、煤炭、木材等等，也一律以儲備的實物為準，增加了儲備才能增加貨幣供應。

　　此錨的問題是，實物儲備有巨大的耗費，付得起還是付不起呢?像人民幣這樣自誕生之日就從不依賴實物儲備的貨幣，突然有一天要重建實物儲備，又談何容易?以當下M2高達70多萬億的人民幣為例，按市價買任何一種實物商品來充當儲備，耗資都是天文數。還不要說，央行真要出手購置實物儲備，其市價可能翻到天上去了。拋開這點不談，倘若充當貨幣儲備的商品之價波動，貨幣的幣值也跟著波動，那又何來幣值之穩(wěn)定。放眼看，包括黃金白銀在內，所謂“市價穩(wěn)定”的商品，現在還真的是舉世罕有。

　　除非天大的意外，人民幣一般不會走實物之錨的路。余下的，就在信用貨幣的框架里打主意，選一個抽象的貨幣準則好了。這里“貨幣準則”的意思是，究竟遵循何種原則，來決定不以實物儲備為后盾的法定貨幣的供應量?

　　抽象的準則，講起來可以是很多的。刪繁就簡，可以歸為兩大類：直接約束貨幣的供應量，或著眼于貨幣影響物價的后果，以某種物價指數來約束貨幣的供應量。前者以弗里德曼在世時的一種主張為標桿——干脆在美聯(lián)儲放上一部計算機，預設一個美元的年增長率——譬如在美國常年平均的GDP增長率之上加1-2個百分點——直接控制美元增長。后者的應用就多了，譬如當下歐美多國的“通貨膨脹目標制”(inflation　target-ing)，就是鎖定通脹指數或所謂“核心通脹指數”的變化，來決定貨幣政策的松緊。

　　弗老對美國貨幣史下了過人的功夫，所以其建議有扎實的學術研究為基礎。最主要的發(fā)現是，在廣義貨幣供應量與物價指數之間存在著可靠的因果聯(lián)系。由此，為爭取物價的穩(wěn)定，非把貨幣置于非人格化準則之下不可。問題是，憑科學發(fā)現的邏輯，難以剝奪相機的貨幣調控所帶來的巨大權力。更麻煩的問題是，管制引起貨幣的不斷創(chuàng)新，以至于最后連“什么是貨幣”也難以清楚定義。說不清楚貨幣的定義，“貨幣準則”又從何談起?

　　以物價指數間接約束貨幣量，在理論和實踐方面倒有不少發(fā)展。比較最重要的，是隨著全球開放步伐的加快，能不能以國別貨幣之間的價格指數——匯率是也——來約束某些國家的貨幣供應量?蒙代爾不遺余力、大聲疾呼堅守固定匯率，出發(fā)點恰恰是貨幣準則。他相信，與美元掛到一起的固定匯率，能把絕大多數國家的貨幣供應量約束住。既然誰也不能在固定匯率下把貨幣發(fā)得超過美元，那其物價指數就不會超過美國的物價指數。

　　這點很重要——貨幣準則才是匯率辯論的重點。重讀蒙代爾與弗里德曼的“諾貝爾對決”，知道他們共同的關注并不是匯率對貿易的影響，而就是貨幣準則。其實，早就論證了浮動匯率無可避免的弗里德曼，也贊成在發(fā)展中國家實行固定匯率。他的理由，正是在自己管不住貨幣的地方，固定匯率也許可以強制約束通貨的濫發(fā)。

　　問題是，在經驗上能不能證明，固定匯率或“盯住”美元的匯率制度，真的就有約束貨幣的效力?本系列評論依據人民幣匯率的經驗說明，外力不但沒有成為有效約束人民幣之錨，還為擺脫有效的貨幣約束“開辟了”新的可能。講到底，自己也想擺脫約束的美元，有可能把別國的貨幣錨住嗎?